▲時任思茅市市長的沈培平(中)在某茶文化節開幕式現場親自叫賣普洱茶供圖/CFP▲一份定價700餘元,全部由財政開支的“定製”普洱茶珍中紀委宣佈沈培平被調查後,普洱市民放起鞭炮,掛起橫幅“市長親戚”開辦的木材加工廠已停工
  3月13日,普洱市民在振興大道的金孔雀集團門前放起了鞭炮,“大快人心”的橫幅也被人們掛在了集團公司的大門口。“鞭炮大部分是當地公務員送的,一小部分是工人自發買的。”現場一位市民說。
  人們彈冠相慶的原因,是4天前中紀委宣佈原雲南省副省長沈培平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沈培平於2013年1月當選雲南省副省長,2007年4月至2013年2月,先後擔任普洱市市長、市委書記。
  從雷厲風行到專橫霸道,從做事大膽到私調警力,追蹤沈培平的沉淪軌跡,北京青年報記者發現,早在落馬之前,這位有著“茶市長”、“拆遷大佐”、“沈礦長”等諸多綽號的副省級官員,就已經被來自民間的大量舉報所包圍。
  幾十份舉報信,問題涉及違法強拆、家人牟利、打擊報複等諸多環節。儘管舉報內容還有待紀檢監察機關進一步查證,但沈培平臺下幕後的另一張面孔,卻越來越清晰地浮現出來。
  “茶市長”與茶葉生意
  普洱茶市場遍地哀號之時,沈培平卻反其道而行之。市委市政府要求下屬單位給離退休老幹部贈送700多元的茶粉禮盒,讓他們察覺到“這裡面有問題”。
  從2005年起,普洱茶經歷了從“茶比金貴”到“茶磚不如土磚”的過山車式巨變。囤有大量茶餅、手握巨額資金的投機者成為炒作的莊家,普洱茶被炒到了天價。就在那個普洱茶瘋狂的年代,沈培平從雲南省政府來到當時還叫做思茅的普洱,以雲南省政府副秘書長平調為思茅市委副書記、代市長,隨後在2005年3月的地方換屆中正式成為思茅市長。
  沈培平自此正式開始了他的“茶市長”之路。
  2007年1月21日,思茅市正式更名為普洱市。同年,沈培平結束了從2004年起在北師大資源學院的在職研究生學業,並獲得博士學位,開始在各種場合大唱普洱茶經濟。可惜好景不長,2007年5月,普洱茶行情開始暴跌,短短半個月價格跌去50%,眾多投資者、茶商和普洱茶藏家被套牢。
  普洱茶市場遍地哀號之時,身為新普洱市市長的沈培平卻反其道行之,繼續全力推行他圍繞普洱茶的城市發展計劃。沈培平簽署的總投入10億元建設“天下普洱茶國”的計劃絲毫沒有耽擱,投資5000萬元的中華普洱茶博覽苑、重修茶馬古道等項目相繼動工。除了早在2005年就定下的1500萬元扶植普洱茶產業的投入外,沈培平更是簽署出台眾多產業扶植政策,並開始與國內眾多大企業洽談合作。
  在普洱當地官場,私下流傳的一個說法,普洱在沈培平主政期間,整個城市都牢牢地與普洱茶綁定在了一起,從行政領域一手炮製這一結果的沈培平,也被一些人稱為“莊家”。
  普洱市財政局的趙琦(化名)曾多次向中紀委舉報沈培平。趙琦對北青報記者說:“沈培平在力推普洱茶政策中,有諸多官商勾結、中飽私囊的行為。與其說沈培平是‘莊家’,不如說他無論是在個人仕途,還是家族利益上,都利用了普洱茶當年的瘋狂。”
  普洱市發改委的一名現任官員數年前曾向雲南省相關部門舉報,沈培平在2007年普洱茶大跌行情中曾低價購入大量茶餅,並利用其市長職務占用市政府及下屬機關多處倉庫為其存放茶葉。這份材料與趙琦的舉報如出一轍。
  趙琦表示,收購經營茶葉是由沈培平的親屬出面,而分裝儲存茶葉則是在原駐地部隊的80號倉庫、飛機場機窩、普洱市散裝水泥辦公樓的二樓以及原普洱市財政局伙房等處。趙琦稱,為了存放茶葉,普洱市財政局當初曾撥款400萬元重新裝修部隊80號倉庫,這些工作的具體負責人為當時的茶葉局局長及食品公司的黨支部書記。
  趙琦和普洱市的一些老幹部在2012年曾整理這些舉報材料寄送中紀委,如今舉報材料中提及沈當年用於存放茶葉的諸多倉庫已在普洱數年間的城市改造中消失,但普洱市財政局另一位退休老幹部向北青報記者證實,他當年親眼看到過原財政局食堂後的伙房里堆積的大量茶餅,同時這些茶餅有專人負責看守、運輸。
  對於普洱市眾多離退休老幹部來說,他們察覺到“這裡面有問題”是在2009年。
  2009年11月,第九屆中國普洱茶節開幕,會後不久,每位離退休老幹部都收到了原單位送來的一份禮物,這份禮物是一盒包裝精美的茶粉,名為“帝泊洱即溶普洱茶珍”,包裝上印有“中共普洱市委普洱市人民政府定製”字樣。
  普洱市老幹部潘璽回憶,其原單位告知,茶粉是普洱市委及市政府要求所有下屬單位購買,一份定價700餘元,全部由財政開支。普洱下轄1市9縣,其中8個為國家級貧困縣,當年為購買此款茶粉的總開支難以計數,但此事卻引起了老幹部的警覺,開始多方查尋“裡面的問題”。
  普洱市思茅區領導幹部聯名遞交給中紀委的舉報材料稱,2009年沈培平的家人將其囤積的茶葉賣給了一家上市企業,而普洱市委市政府定製的茶粉即出自這批茶葉。舉報材料認為,沈培平利用普洱市財政的錢,為自己家族經營的茶生意買了單。
  茶葉生意之外,“市長親戚”的身影也不乏出現。普洱市民劉剛、李美榮實名舉報稱,沈培平在2006年便安排保山老家的表弟、弟媳車某等4人承包了瀾滄縣糯扎渡鄉響水村、星加坡村、落水洞村的天然林地,建起3個木材加工廠,用虛報採伐數量的辦法大肆偷採天然林木。
  北青報記者3月18日前往瀾滄縣糯扎渡鄉時,被舉報的3家木材加工廠都已關門停產。村民告訴北青報記者,當地人都知道這三家木材加工廠的老闆是“市長親戚”,都知道“惹不起”。響水村的農戶告訴北青報記者,這片林地是在一片山包上連在一起的,以山脊劃分為三個村的範圍,林地之前一直為村集體所有。三家木材加工廠在過去幾年間經常24小時不間斷生產,這是第一次看到廠子停工,時間是在沈培平被宣佈調查的3天后。
  “拆遷大佐”與舊城改造
  在《焦點訪談》曝光後,舊城改造工作領導小組派人進駐拆遷涉及的61家單位,在工作時間將黨員幹部一個一個叫出去簽字。
  沈培平在普洱最大的民怨來自他強推的普洱市中心城區舊城改造工程。這項浩大的拆遷工程涉及61家行政、企事業單位及個人使用的土地68宗,共500餘畝,拆遷住戶達到1812戶。
  2010年4月28日,已升任普洱市委書記的沈培平在紅旗會堂召開動員大會,普洱市委市政府直屬各單位、思茅區科級以上幹部及拆遷所涉及的離退休幹部都被要求到會。也就是在這次會上,沈培平說出了那句讓他獲得“拆遷大佐”頭銜的“名言”:“同意搬拆遷的大大的好,不同意搬拆遷的大大的壞。”
  普洱市數名參與了此次大會的老幹部向北青報記者回憶,在這次大會上,沈培平提出硬性要求,規定凡涉及舊城改造的單位均為責任單位,行政負責人為第一負責人,凡完不成拆遷任務的,實行年度考核一票否決。
  用行政權力強行推進的舊城改造工程從一開始就不順利。2010年5月15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於進一步嚴格徵地拆遷管理工作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緊急通知》(下稱15號文件)。對此,普洱市在舊城改造拆遷中並未嚴格遵照執行。5月,普洱市歌舞團的幾名職工拿著15號文件直面沈培平反映意見,說明中央剛下的規定,不應強徵居民住宅用地,隨後遭到沈培平駁斥,此事後被《焦點訪談》曝光。
  當年水務局的一位在職幹部向北青報記者回憶,普洱市舊城改造工作領導小組在《焦點訪談》曝光後,派人挨家挨戶進駐拆遷涉及的61家單位,在工作時間將黨員幹部一個一個叫出去簽字。“上面坐著一排領導,這字我敢不簽嗎?”
  向沈培平反映意見沒有結果,拆遷涉及的離退休老幹部把普洱市政府告上了法庭。
  領頭起訴普洱市政府的是離休老幹部韓惠卿。韓惠卿的住房屬於普洱市水務局,他所住的樓建於上世紀80年代,而在被拆遷的水務局大院里,尚有一棟建於2004年的新樓。
  拆遷補償不合理、行政手段強制及舊城改造卻拆遷新樓,這三個理由成為韓惠卿狀告普洱市政府的依據。他聯合另外兩名老幹部林家彬、潘瑤向普洱市中院遞交了起訴書,起訴書由普洱市中院退休的審判庭庭長潘璽起草。
  潘璽告訴北青報記者,他在職時專門審理“民告官”的行政訴訟案件,退休後創辦了普洱市第一家律師事務所,同時他也是舊城改造中的被拆遷戶。由於老幹部們拿不出高額律師費,潘璽自願代理了這場漫長的官司。
  從2010年開始,潘璽起草了多份起訴書,從普洱市中院到雲南省高院告了個遍,最後一次起訴是2012年3月15日,潘璽將訴狀遞至普洱市中院,至今沒有立案、沒有答覆。
  當年狀告強拆的老幹部如今已物是人非,多次向中紀委舉報沈培平的林家彬於2013年9月去世。而73歲的潘瑤正躺在醫院里接受化療,等待他的是腫瘤切除手術。
  “沈礦長”與孟連事件
  主政騰衝期間,民間已經開始反映沈培平“專橫霸道”,“沈礦長”的名號也是從那時叫起來的,直到孟連事件,誰也沒想到他的膽子變得那麼大。
  普洱市官場與沈培平共事過的領導幹部對北青報記者描述,他們眼中的沈培平雷厲風行、強權霸道、膽子特大又善於應付上級官員。而沈培平給早年保山地區老同事留下的最深印象,是絕頂聰明、善於應付各種複雜關係。
  沈培平1961年出生於施甸縣由旺鎮,20歲獲得中專文憑後進入施甸中學成為了一名教師。據施甸中學一位退休教師回憶,當年同沈培平一起來的有4名年輕教師,日後都進入了雲南省的幹部培訓班。
  1986年雲南省為了從基層培養選拔有學歷的年輕幹部,由雲南省教育學院主辦脫產學習,範圍涉及全省,沈培平在中文系完成了他步入仕途前的最後學業。雲南省水利廳的一名官員回憶,他當初和沈同期學習,雖然專業不同,但“他在學生中很出名,文筆非常好,寫的散文和詩當時在師生之間評價很高。”
  1989年沈培平畢業後進入施甸縣的政府辦公室,一獃7年。上世紀90年代中期,施甸縣開始開發轄區內的有色金屬資源。施甸縣緊鄰怒江大峽谷,礦產資源豐富,而那時還從未對外承包過採礦業。“當時沒有人懂這一行,剛剛當上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的沈培平主動請纓,親自下鄉把全縣礦產資源全部調查登記,之後與外地承包商接洽談判。”施甸縣一位退休幹部回憶。
  1996年沈培平調任保山地委副秘書長,兩年後成為騰衝縣委書記,此後沈培平一路升遷,被當地官場稱之為“坐火箭”。
  主政騰衝縣之後,沈培平大力開發礦產資源,他的“強權霸道”也在此時初顯。保山市委一名官員回憶,沈培平主政騰衝的5年中,因礦產開發造成徵地糾紛多起,甚至發生數起被徵地農戶上訪到保山地區的情況。“當時幾起上訪並沒有對沈的仕途造成影響,一個是他確實‘政績卓著’,把騰衝的經濟搞得不錯,另一個是商界不少礦老闆都力挺他。”這名官員回憶,“那時民間已經開始反映他‘專橫霸道’,‘沈礦長’的名號也是從那時叫起來的,直到孟連事件,誰也沒想到他的膽子變得那麼大。”
  2008年7月19日,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發生群體性事件。執行任務的民警被數百名群眾圍攻、毆打,衝突過程中,民警使用防暴槍自衛,兩人被擊中致死。
  當時,在雲南省公安廳明確拒絕普洱市的跨縣調警申請後,沈培平要求時任普洱市政法委書記謝丕坤“不要再請示省里”,普洱市背著雲南省委跨縣調集大批警力向孟連集結,後導致事件升級。
  雲南省對孟連事件的處理中認定,“沈培平在市委決策時提出,調動警力的事不要報省里了”。
  孟連事件後,謝丕坤被免職,而沈培平被責成做出書面檢討。但孟連事件並未影響沈的升遷,不久之後他順利接任普洱市委書記。
  謝丕坤後被調到雲南省公安廳經偵大隊,今年1月他曾來到普洱,見到了曾經共事多年的老幹部潘璽。當潘璽提到孟連事件時,謝丕坤對他擺了擺手,表示這事以後不要再提。
  上京截訪與“不予減刑”
  普洱市政法委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表示,無論上京截訪,還是調動防暴警察驅散抗議職工,“沒有市委書記同意,誰也沒權力這樣動用警力。
  孟連事件沒有讓沈培平汲取教訓,反而令他加劇運用手中的權力,打壓向上反映問題的群眾。
  3月13日,原思茅交運集團、現在的金孔雀集團門前拉起了橫幅,上訪的老職工們放鞭炮慶祝沈培平落馬。老職工告訴北青報記者,這是他們第11次在此張掛橫幅,但卻是惟一一次沒有被警察驅散。
  思茅交運集團2004年由國企改製為股份制企業,改製過程中存在的資產瞞報問題引發老職工不滿,從此開始了漫長的上訪之路,足跡在一年之間遍及雲南省紀委、檢察院、中紀委和國家信訪局。
  2009年3月,沈培平終於在他的辦公室會見了6名思茅交運集團老職工中的代表,其中包括日後實名舉報他的劉剛和李美榮。老職工向沈反映了集團改製中的諸多問題,但沈給出的答覆是“這是政府行為”,同時警告6人不要再上訪。
  2010年1月1日,面對解決不了的問題,交運集團38名職工再次來到北京反映情況。原本打算第二天返回的他們,卻在北京站遭遇普洱市警方的圍捕。當天,參加圍捕的有140多人,此事北青報記者在思茅區公安系統的一位工作人員處得到了證實,這位工作人員表示,140人中少部分是公安幹警,其餘是協警。
  北青報記者還在調查中共獲得5份交運集團老職工的抗議視頻資料,其中4份為事發場所的監控拍攝,視頻中的內容均是大量持盾牌和警棍的防暴警察,驅散抓捕抗議老職工的畫面。
  交運集團老職工楊湘雲告訴北青報記者,從2008年起,在原集團總站門前這樣的聚集抗議共有7次,每次最後都是被大量防暴警察驅散,他自己被抓捕過3次。
  按照普洱市突發群體性公共事件應急預案規定,調動防暴警察需要公安機關向市委申請,獲得批准後才可執行。普洱市政法委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表示,無論上京截訪,還是調動防暴警察驅散抗議職工,“沒有市委書記同意,誰也沒權力這樣動用警力。”
  就在2009年12月15日的一次抗議活動後,劉剛、李美榮、楊湘雲、張正華、何紀偉5人被普洱市公安抓捕。次年,5人分別以非法拘禁罪、非法游行罪被判刑入獄。
  在這份普洱市思茅區人民法院於2010年5月26日生效的判決書上,獲得了28名參與抗議活動者的證言,指控5人犯罪。但事後曾為此份判決作證的張新華、楊國賢、李家祥先後翻供,3人先後寫了情況說明,並簽字按了手印,稱自己在此案調查中受了威脅,不得不做了偽證。
  李美榮、張正華、何紀偉均被判入獄3年,劉剛被判2年,楊湘雲被判2年緩刑3年。
  在李美榮服刑期間,普洱監獄2012年向普洱市中院提交了對李美榮的減刑建議書,監獄方認為李美榮符合減刑條件,但普洱市中院卻裁定不予減刑。普洱市政法委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北青報記者,當年這份減刑建議,普洱市中院不敢“自作主張”而報給了政法委,政法委是請示了市委後向法院轉達了沈培平的“不予減刑”的意見。
  文並攝/本報記者倪家寧(除署名外)  (原標題:舉報纏身的“茶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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